岁末年初，各家媒体都在进行形形色色的年度盘点。“2007年文化现象回首”、“2007年高等教育盘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几家主流媒体的年度盘点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人——谢泳。
众所周知，2007年的谢泳的确可以算得上“一石激起千层浪”。
只有专科学历的他被厦门大学破格录取为教授，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校用人制度的大讨论。
在谢泳事件发生后，“向厦大致敬”、“蔡元培第二”、“破大学的天荒”、“开先河之举”等观点盛赞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认为它带来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启示。
多米诺效应未能发生
那么，“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启示在“高学历至上”的今天，能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呢？目前，针对中小学校引入师资普遍高标准的现象，不少业内专家期待谢泳个案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这种效应似乎并没能如期而至。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举行了一场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会上传出一个信号：随着高校扩招和专科院校晋升本科步伐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也“水涨船高”，许多高中接收毕业生要求必须是硕士研究生，其他各类学校进人的要求也相应提升。
湖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小刘听到高中教师要进研究生之事，很无奈地告诉记者：“我对这一点深有感慨啊！就业形势真的很严峻。我们学校以前有人经常喜欢说一句话：‘怕什么，以后混得再不好也可以当老师。’可这次招聘会后，老师说：‘你们别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现在老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呐。’”
除了招聘现场的信息外，记者还连线了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他们纷纷表示目前学校在用人方面对学历的把控很严格。从记者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一般市级中学和好一点的小学，都要求新进教师必须具备硕士或以上学历。
记者注意到一些数据：如今，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教师队伍中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比例，已接近甚至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高校，有的已达 30％，有的甚至更高。以北京为例，从2004年至今，“下嫁”北京十一学校、人大附中、首都师大附中等中学的博士越来越多，有的多达30人。
“高学历”是社会趋势
“硕士研究生教高中，应该说是社会的一种趋势。”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郭娅玲介绍，早在1994年左右，北京就有这一情况了。“比如人大附中，已经有60%的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了，有的人还在在职攻读中。”
郭教授客观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利弊，她认为，从好的一方面说，学校高学历的教师多，是学校参与评比的一个硬件，也是其品牌定位提升、获取较高社会评价的优势。硕士生毕竟多读了3年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比较好的。而且，现代教师要求专业化，学历高对于加快其专业化程度是有好处的。如今对于高中教师的要求，已不再是原先的所谓“教书匠”、“教学能手”所能包括的，而是强调做研究型教师、学者型教师。从这一点上来说，硕士生创新能力相对更强，问题意识、思维方法也高出一筹。
“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唯文凭。”郭教授指出，由于研究生扩招，导致其整体质量下降，不是每个硕士生都适应高中教学。“对于中学来说，培养教师的基本功和教师素质才是最重要的。硕士生不一定就有好的教师素质，而且，他们3年或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教学实习不一定抓得紧，没有好的教师基本功，也是当不好老师的。”
教育创新从个案开始
针对“谢泳现象”，相关专家在肯定高学历人才对学校发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认同了“不能唯文凭”的观点。
“就打破唯学历和学历高消费的用人制度而言，道理并不复杂，是非十分清楚，需要的就是实践的突破，是案例。”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撰文肯定了厦门大学的制度创新意义。杨东平认为，谢泳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省思的真问题：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一些地方会有不同凡响的创举？
杨东平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在黄山脚下的休宁县，有一所为初中毕业后农村贫困生培训木工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其校训之一是“我们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重要”，写成大字赫然贴在墙上。他们为毕业的学生授自创的“匠士”学位，戴“学士帽”拍照。他们的创举不仅令人尊重，同样是极有价值的。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一些学校“不拘一格”的用人案例，在河南禹洲二中，就破格引入了一位只有高职学历的老师，学校给出的理由是“这位老师的课的确上得太好了”；在北京的人大附中，一位原本在食堂做饭的师傅被学校聘为“选修课教师”，校长刘彭芝给出的理由是“这位师傅很用心，而且做菜很有一套……”
从这些个例来看，的确有学校会按照学校的要求来破格启用一些教师。这是否是一种好现象呢？借用杨东平的一句话，这样的创举是具备价值的。
教师从教样本
看着地图找到工作
讲述人：董方（辽宁省沈阳市第38中学）
董方是2006年7月从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的。但她找工作的历程，从考研成绩公布就开始了。因为成绩不理想，董方决定找工作。
大概是那年2月，她就带着一张地图到了沈阳，“全面撒网，重点培养”。
就是带着这张地图，董方几乎跑遍了沈阳市内的学校。每到一所学校，她就反复向学校推荐自己，并递交了自己“充足”的简历资料。接下去，便是小心翼翼地等待，很多时候，董方等到的都是失望。
2006年3月末，董方找到了沈阳市第38中学。校方看了董方提供的材料，安排了试讲，那年4月中旬，学校通知董方被录取了。
对于自己找工作的经历，董方这么说：“现在，想找个好学校当老师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真的算很幸运了，谢谢学校当初能给我机会，我想我会好好珍惜的。”
硕士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
讲述人：曾群梅（湖南省邵阳市九中）
曾群梅告诉记者，她当时读的大学没多大名气，所以大一时就立志考研，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本科生找工作还算好找，硕士生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到了大四，本科生就业形势就已经很严峻了，硕士生就业也有这样的趋势。“当我找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时，我放弃了考研。但是我的一些同学说，既然为了考研也花了不少心血，还是考吧。就当做是赌博，就算‘愿读（赌）服输’吧。”
一年过去了，曾群梅那些本来在本科毕业时还可以找到一份不错工作的师兄师姐，硕士毕业后有几个进了高中教书。“他们服输了，叹息‘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
“不得不说，现在学校引入老师的门槛确实越来越高了。”曾群梅如此感叹。
谢泳其人其事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1995年起调入黄河杂志社。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其方向一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二是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
“大专”谢泳当教授
2007年，谢泳因为一次工作调动成为公众人物——只有专科学历的他被破例聘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谢泳的工作调动缘于一次机缘巧合。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到厦大讲学，周宁和他谈到人才问题，杨玉圣向周宁介绍了谢泳。其后，周宁让谢泳填妥厦大岗位聘任申请表，系务会讨论通过后将谢泳的材料送国内著名学者评审，他们包括北大教授谢冕、南大文学院院长董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这些学者对谢泳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最后，谢泳的申请经过各个职能部门的讨论并最终获得通过。
2007年５月，凭借知识分子研究在学界享有良好声誉，但只有大专学历的谢泳收到厦门大学的商调函，这位只有学术成果而没有学位、没有高级职称的“民间学者”将正式成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
厦门大学打破教育体制常规、打破“非博士不纳”的怪圈，破格聘请谢泳为文学院教授一事，迅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国内舆论的广泛讨论，且与对其他热点事件的议论观点有所不同，这次舆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为厦大的举措叫好。
点评谢泳现象
“谢先生的学术水平是远高于某些具有教授、博导称号的人的。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厦门大学，敢于破除唯学历论的羁绊，聘请谢先生为该校教授，这是令人鼓舞的。”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智效民
“现在很多大学，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不收，这个事情确实让人感到很意外。我为厦大得人才而高兴，为厦大的胸襟气魄而鼓掌，为此举所产生的效应而痛饮三杯。我原以为，当年北大聘梁漱溟和燕大聘钱穆的故事，再也不可能重现于今世，不想，这样的事还真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谢泳事件其中的实验性对于学校用人制度更有价值。无论如何，这都将是呆板的用人机制下一个新的缺口。无论将来的合作成与败，今日这种不拘一格的方式都是对的。”
——重庆巴蜀中学教师 郑健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