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可做赌注的，就是青春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孙锐

　　没有你，我不会幸福；只有你，我也不会幸福。如果在考研和跟你在一起之间，真的只能选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跟你在一起，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我可以兼得，我可以有圆满的幸福。

　　一旦想到，十年、二十年后，我工作上最大的变化，也无非就是从派出所挪进仅隔几条街的分局或市局大楼里，还是这杯茶，还是这堆材料，还是这样的人生，我的绝望就在心底一点点儿地滋生起来，并像荒草一样地疯长，纠结横亘在胸口，令我不能顺畅地呼吸。

　　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赌，就再也没有赌的机会了，因为我唯一可做赌注的，就是青春。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了。

　　每当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我都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隔着几百公里的路程，隔着一年多的光阴，那个鲁中小城派出所里的年轻女警，竟恍然如在前世。

　　我蓬头垢面地冲了出去，就看见了我心爱的男儿，他站在北京晚春明媚的晨光中，一脸灿若骄阳的笑容，一如当年。在他身后的，是胡同里随地乱扔的垃圾和满地的泥泞与污水，我却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胡同。

　　再读《肃杀未名湖》时，我哭了。2001年寒冬，租住在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外新建的民房里，天花板上未干的石灰水也曾在夜半落在我疲惫的脸上，用刺骨的冰凉惊醒我似乎永不停歇的梦，伸手摸摸，粘稠如血。

　　2003年9月1日，北京，我二十六岁生日，阳抱着一大捧玫瑰站在女研究生宿舍楼下等我，一脸温厚的笑容。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面不光有爱，还有感激。这个比我大八个月的男孩儿，这个与我相恋近八年的男孩儿，这个去年成了我丈夫，今年又成了我“师弟”的男孩儿，他脸上那些坚韧的线条，是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了呢？刹那间如同穿越时光隧道的我，不由不感叹时间的魔力……

　　七年多以前，山城重庆，也是在我宿舍楼下，也是在这样的裹了雾色的月光下，我也曾想用我纤柔的手指去轻抚阳年轻的面庞，但却无法真的爱他。那时候的我，喜欢叫做感觉的东西，不喜欢性格粗犷、不拘小节、与我格格不入、没有默契的阳。那一年，我还不满十九岁。

　　二十岁的鬼迷了心窍的阳，却从此用他海盗般的方式，就这样拉着个口口声声说不爱他的女孩儿，一晃三年。那时侯的我们，不想将来。很快，那段近乎于无忧无虑、纵情恣意的日子，就在我们肆无忌惮的挥霍中，化为了永不再来的青春。临到毕业，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无法像别的校园情侣一样风轻云淡地挥手道别，我们必须在一起，永不分离。而当终于意识到这有多难时，我才发现，我从未好好珍惜过的幸福，就像是手里捧着的水，眼见着它从指缝间一点点缓缓地淌出，心都疼了，可就是留不住。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已经开始懂得爱。

　　1999年秋，山东。为了能留住这捧水，我和阳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乡，鲁中的一个小城。他在法院工作，我在公安局工作，他们单位很快就分给他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这是当地很多人艳羡的生活，也是家里引以为傲的资本，在他当然也就成了佳人做伴好还乡的注释。可是，我并不幸福。我想离开，和他一起离开。我和阳都是那种从小就被亲友寄予了厚望的人，可是我们之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遵循着孔孟之乡“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对生活的要求就是稳定，而我却从小生活在宁夏一个思想前卫的移民城市里，这个城市里居住的都是些六七十年代来自祖国各地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们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没有根的城市，能飞的人迟早都会飞走。我从小被寄予的期望就是离开，将来去北京、上海或者出国之类。二十多年来，我始终是家人的骄傲，我身上萦系了太多人半生一世的爱与期盼，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也不能让自己失望，更不可能就这么放弃自己早已深入骨髓的信念与愿望。我无法接受就在这个闭塞的鲁中小城里，暗怀无奈与不甘地潦度一生。我决定考研。

　　阳对我是纵容惯了的，但我看得见他眼底的犹豫与无奈。我告诉他：“没有你，我不会幸福；只有你，我也不会幸福。如果在考研和跟你在一起之间，真的只能选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跟你在一起，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我可以兼得，我可以有圆满的幸福。”

　　然而， 2000年初春，宁夏，言犹在耳，我却得知自己并没能考上，这一消息将我二十多年的自信顷刻间击得片甲无存。即便是两年后，当我以诉讼法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时，那种自信也无法再恢复了，我隐隐觉得，这次打击对我一生的走向都将产生潜在的影响。但我并没有像我原来所设想的那样万念俱灰，我想我还有阳，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你是我永远的出口，我不会无路可走；你是我永远的退路，我不会无处可逃。”

　　我将骄傲与虚荣揉碎、沉淀，强装欢颜回山东上班，在那个鲁中小城一所较大的派出所里做材料内勤，法律专业是一点儿也用不上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拼凑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材料和沏茶倒水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每回沏茶，看着杯子里袅袅升起的蒸气，我都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一点点儿地蒸发掉，了无痕迹。由于性格天生随和、开朗、爱说爱笑，我很快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甚至疼爱，我至今仍深深地感激那些曾经在我人生的低谷中，给予过我无限关怀的人们，包括阳的父母兄姐。但我仍然觉得，除了阳，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除了阳，在这个城市里，我一无所有。我越来越依赖他，也越来越苛求他，我不能容忍他对我有丝毫的忽视或不满，我将上班时隐藏在不倦欢颜后的落寞与无奈，都变成了见到他后的歇斯底里。而阳，二十四岁的、被我深深爱着的却又不断伤害着的阳，就那么容让着、疼爱着、怜惜着，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男孩儿再用的死心塌地的方式。

　　2000年秋，我再度报名考研，尽管一向支持我的所长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可局长最终还是拒绝同意在我的报名表上盖章。单位有单位的制度，我不恨谁，也没有理由恨谁。但我绝望了。我一直将目前的生活当成一种过渡，一种暂时的状态，所以才能积极地承受那些在我看来无意义的、琐碎杂乱的工作。可一旦知道这些都将成为我今后生活的常态时，一旦想到，十年、二十年后，我工作上最大的变化，也无非就是从派出所挪进仅隔几条街的分局或市局大楼里，还是这杯茶，还是这堆材料，还是这样的人生，我的绝望就在心底一点点儿地滋生起来，并像荒草一样地疯长，纠结横亘在胸口，令我不能顺畅地呼吸。我对阳的爱与依赖也越来越演变成从这种绝望中找寻出口的努力，在那段几近窒息的日子里，我的爱情，就像是坟墓里飞出的彩蝶，艳丽而张扬，四处狂舞。

　　阳的家人一再催促我们结婚，可我不愿在这种心态下走入婚姻，我们如此相爱，我们的婚姻更应了无缺憾。

　　2001年初，我和阳一起回宁夏过春节，在泰山火车站昏黄的灯光下，阳突然对我说：“要不你辞职吧，我给你找个律所，干律师吧。”我抬头看着他，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下子觉得整个火车站都亮如白昼，我几乎想都没想便立刻决定辞职。

　　妈妈建议我继续考研，而且是像她同事的儿子一样专门去北京复习，反正辞了职有的是时间，家里也有条件供我继续读书。

　　我的父母对我宽容得近乎溺爱，他们始终相信我对幸福的判断，他们总是毫无疑虑地支持着我的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根本不切实际的选择。因此，这么多年车来车往的辗转漂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放弃。对于生命本身，我始终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无怨无尤。

　　可是，阳却用一筹莫展的沉默反对我去北京考研，他觉得这么做完全是在赌博，他觉得人应该过好眼前的日子，不应该为了某一个将来不知会不会来临的日子，而永远生活在准备状态中。他说得有道理，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赌，就再也没有赌的机会了，因为我唯一可做赌注的，就是青春。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了。

　　2001年5月，我辞职后，阳送我到北京。在阳高大的背影闪进出租车的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放弃了，跟他回去。北京傍晚陌生的街灯拉长了我的影子，也拉长了我的孤单，我独自一人舔着咸咸的泪水，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与凄惶。

　　后来，我和另一个考研女孩儿在学校南门外租了一间八九平米的民房，开始了我们用青春赌明天的考研岁月。